孟子·公孙丑上

公孙丑问道： 先生如果在齐国当权，管仲、晏子的功业可以再度兴起来吗？ 
孟子说： 你可真是个齐国人啊，只知道管仲、晏子。
曾经有人问曾西： 您与子路哪个更有才能？ 
曾西不安地说： 子路可是我先辈所敬畏的人啊，我怎么能和他相比呢？ 
那人又问： 那么您与管仲哪个更有才能呢？ 
曾西马上不高兴起来，说： 你怎么竟拿我和管仲来相比呢？
管仲得到国君的信赖是那样的专一，主持国政的时间又是那样的长久，可成就的功业却是那样的微不足道，你怎么竟拿我和他来相比呢？  
孟子接着说： 管仲是曾西都不愿跟他相比的人，你以为我愿意跟他相比吗？ 
公孙丑说： 管仲辅佐桓公称霸天下，晏子辅佐景公名扬天下。
难道管仲、晏子还不值得相比吗？ 
孟子说： 以齐国的实力用王道来统一天下，简直是易如反掌。 
公孙丑说： 您这样一说，弟子我就更加疑惑不解了。
以周文王那样的仁德，活了将近一百岁才死，都还没有做到统一天下。直到周武王、周公继承他的事业，然后才统一天下。
现在您把实行王政说得那么容易，难道连周文王都不值得学习了吗？ 
孟子说： 我们怎么可以与文王相比呢？
从商汤到武丁，贤明的君主有六七个，天下人归服殷朝已经很久了，时间久了就难以变动，武丁使诸侯们来朝，统治天下就像在自己的手掌心里运转一样容易。
纣王与武丁相隔没有多久，那些勋旧世家、传统习俗、良好作风、善政德教，当时还存留着，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等一批贤臣共同辅佐，所以能统治很久以后才失去政权。
那时候没有一尺土地不是纣王所有，没有一个百姓不属于纣王统治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文王只能凭借方圆百里的国土起事，所以是非常困难的。
齐国人有句话说： 虽然有智慧，不如趁形势；虽然有锄头，不如等农时。 
现在的时势就很利于用王道统一天下：夏、商、周三代兴盛的时候，国土都没有超过方圆千里的，而现在的齐国却超过了；鸡鸣狗叫的声音，从首都直到四方边境，处处可闻，而齐国就有那么多的民众。
国土不需要新开辟，老百姓不需要再增加，如果施行仁政来统一天下，没有谁能够阻挡。
况且，称王天下的贤君不出现，时间没有比现在更久的了；民众被暴政的摧残迫害，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了。
饥饿的人不择食物，口渴的人不择饮料。
孔子说： 德政的推行，比驿站传递政令还要迅速。 
现在这个时候，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施行仁政，老百姓的高兴，就像被吊着的人得到解救一样。
所以，做古人一半的事，就可以成就古人双倍的功绩。这也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做到。

公孙丑问： 老师您要是担任齐国的卿相，能实现自己的抱负，即使成就霸业和王业，也不足为怪。
如果这样，您会动心吗？ 
孟子说： 不会，我四十岁后就不动心了。 
公孙丑说： 若是这样，先生比孟贲要强多了。 
孟子说： 做到这个并不难，告子不动心比我还要早。 
公孙丑问： 做到不动心有什么方法吗？ 
孟子说： 有，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：肌肤被刺破而不退缩，眼睛被刺不转睛，若是有一根毫毛被别人伤害，也觉得犹如在广庭大众下遭到鞭打一样。
他既不愿受普通平民的侮辱，也不愿受大国君主的侮辱；把刺杀大国君主看作如同刺杀普通平民一样；他不尊敬诸侯，受到辱骂必然要骂回去。
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又不同，他说： 我对待不能战胜的敌人和对待能够战胜的敌人一样，如果估量敌方的强弱而后前进，思虑胜败后才交锋，就是害怕敌方的三军。
我怎么能因为必胜才战斗？
我只是无所畏惧罢了。 
孟施舍像曾子，北宫黝像子夏。
这两个人的勇气，我也不知道谁更好些，但孟施舍的方法较为简约。
从前曾子告诉子襄说 你崇尚勇敢吗？
我曾经听我的老师孔子谈论过关于大勇的论述：反躬自问而觉理亏，哪怕对方是平民，也不能去恐吓；反躬自问而觉理直，即使面对千军万马，我也毫不退缩，勇往直前。 
孟施舍保持无所畏惧的勇气，这又不如曾子所守的原则来得简约。 
公孙丑说： 请问先生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，可以说给我听听吗？ 
孟子说： 告子说： 不懂得对方的语言，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；不理解对方的心思，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。 
不理解对方的心思，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，是可以的；不懂得对方的语言，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，就不可以了。
人的意志，乃是人的意气的主帅，人的意气，是充满人体内的巨大的精神力量。
意志确立了方向，意气就会跟随。
所以说： 保持自己的意志，不要糟蹋自己的意气。  
公孙丑又问： 您既然说： 志到哪里，气也随之到哪里。 又说： 保持自己的意志，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。 这是为什么呢？ 
孟子说： 意志专一则会使意气转移，意气专一又会使意志摇摆，现在看那些倒行逆施、趋炎附势的人，正是因为意气用事影响了他们的心志。 
公孙丑又问： 请问先生擅长什么呢？ 
孟子说： 我善于分析了解别人的言辞，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。 
公孙丑说： 我想再请问一下什么叫做浩然之气？ 
孟子说： 这很难说清楚，它作为一种气，是最伟大、最刚强，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损害它，那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。
这种气，要配上最佳行为方式和正常的道路，如果不是，就会泄气。
它是集聚最佳行为方式在心中所生起的，不是凭偶然的最佳行为方式所能获取的。行为中有不满足于心的，就会泄气。
所以我说，告子不一定知道最佳的行为方式，因为他把义看作是外在的东西。
如果有事情必然要发生，先不要去纠正，心里面不要忘记它，不要去助长它。
千万不要像宋国人那样，宋国有个人担心他的禾苗长不快而把禾苗拔高，累了一天回家，告诉家里人说： 今天我太担忧，所以帮助禾苗长高了。 
他的儿子赶快跑去一看，禾苗都枯萎了。
天下不拔苗助长的人太少了。
以为没有什么益处而放弃的人，就是不锄草松土的懒汉；帮助禾苗快速成长的人，就是拔苗助长的人；他们这样做，不但没有什么好处，反而会伤害事情的发展。 
公孙丑又问： 什么叫作善于分析了解别人的言辞呢？ 
孟子说： 听了偏颇不正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隐蔽，听了夸大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沉溺，听了邪恶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偏离，听了搪塞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困穷。
这是从心里产生，而危害到政务；如果萌发于政务，就会妨害事情的办理。
如果再有圣人出现，也会同意我这个见解的。 
公孙丑又问： 宰我、子贡善于言辞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于阐述规律的变化。
孔子则都有，可他还是说： 我对于辞令，是不擅长的。 
那么先生已经是圣人了吗？ 
孟子说： 唉呀，这是什么话？
从前子贡向孔子问道： 先生是圣人吗？ 
孔子说： 圣人那是我做不到的，我能做到的只是学习感到满足、教人不知道疲惫罢了。 
子贡说： 学习上不满足，是智慧；教育上不怠倦，是仁的表现。
既有爱又有智，先生就是圣人了。 
那圣人，孔子都不敢自居，你这是什么话？ 
公孙丑又问： 从前我听说，子夏、子游、子张都各有孔圣人的一方面的长处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学得很具体，请问先生您属于哪一种？ 
孟子说： 暂时不谈这些吧。 
公孙丑又问： 伯夷、伊尹这两个人怎么样？ 
孟子说： 他们处世之道不同。
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侍奉，不是他认可的民众不使唤，世道太平就出来做官，世道昏乱便退而隐居，这是伯夷的处世态度。
任何君主都侍奉，任何人民都使唤，国家能治理也上进，国家混乱亦上进，这就是伊尹。
可以出仕就出仕，可以退避就退避，能长久干就长久干，能迅速果断就迅速果断，这就是孔子。
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，我没有能做到他们那样；至于我所愿望的，则是向孔子学习。 
公孙丑又问： 伯夷、伊尹能与孔子相提并论吗？ 
孟子说： 不，自有人类以来，没有比得上孔子的。 
公孙丑说： 那么，他们之间有相同的地方吗？ 孟子说： 有得。
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统治之，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，使天下统一；要他们做一件不合道理的事、杀一个无辜的人来得到天下，他们都不会干。
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之处。 
公孙丑又问： 那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呢？ 
孟子说： 宰我、子贡、有若，他们的智谋足以了解圣人，他们再卑劣也不至于阿谀奉承。
宰我说： 依我来观察孔夫子，其贤能超过尧、舜很多了。 
子贡说： 见其外表就知道其政务如何，听到其音乐就知道其君施政的规律，即使从百世之后来评价这百世之中的君王，没有一个能违背孔子的主张。
自有人类以来，就没有比得上孔子的人。 
有若说： 难道只有民众有高下之分吗？
麒麟比于走兽，凤凰比于飞鸟，泰山比于土堆，河海比于水塘，都是同类。
圣人比于民众，也是同类。
但却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同类，大大高出他的同类，自有人类以来，没有谁比孔子更负有盛名的了。

孟子说： 凭着自己的实力，假借仁义之名者，可以称霸于诸侯，称霸一定要凭借国家实力的雄厚强大。
依靠道德的力量，推行仁政者，可以称王天下，称王天下不一定要求国家强大；商汤凭借七十里国土，周文王凭借百里国土就使人心归服。用暴力压服别人，人家不是真心信服，而是力量不足以对抗。以德服人的，人家从内心欢愉而真心实意地信服，就像七十多个弟子诚心诚意归服孔子那样。
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有声》上说： 从西到东，从南到北，没有不心悦诚服。 
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孟子说： 国君如果实行仁政就光荣，不施行仁政就耻辱；现在的人既厌恶耻辱又一直处于不仁的境地，这就好像既厌恶潮湿却又一直居于低洼的地方一样。
如果是真的厌恶耻辱，那最好以仁德为贵，尊敬读书人，让贤德的人治理国家，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。
并且趁国家无内忧外患的时候修明政教法典。
只要这样做，即使是大国也会畏惧你。
《诗经》说： 趁着天晴还没阴雨，剥些桑树根上皮，把门窗修理好。
那住在下面的人，有谁还敢欺侮我？ 
孔子说： 写这首诗的人很懂得治理国家！
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，谁还敢欺侮他呢？ 
现今国家局势稳定，趁此时机，一味地追求享乐，且又怠慢国政，这简直是自取祸害。
不管是福是祸都是自找的。
《诗经》说： 长久地与天命相配合，自己去多寻找些幸福。 
《尚书大甲》说： 上天降下的灾害还可以躲避；自己造成的罪孽想逃都没有地方逃。 
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孟子说： 尊重贤才任用有能力的人，让才能出众的人来治理国家，那么天下的士子们都会喜悦，就会愿意在这样的朝廷中做官；在市场上，出租房屋而不征税，遇上货物滞销按法定价格征购，不让它们长期积压在货栈中，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，愿意把货物存放到这样的市场上；在关卡上，仅是查问而不征税，那么天下的旅客们都会很高兴，从而愿意取道于这样的国家；从事农业的人，只须助耕井田制中的公田而不必另外交租税，那么天下的农民们都会很高兴，从而愿意耕种这样的土地；人们居住的地方，没有劳役税和额外的地税，那么天下百姓都会很高兴，都愿意来这里居住。
如果能做到这五点，那么邻国的百姓，对待国君就会像对父母一样敬仰。
别国想要侵犯这样的国家，就像率领儿女们去攻打自己的父母，这种事从有人类以来，还没有谁成功过。
就这样，就会无敌于天下。
天下无敌的人，是代表上天管理人民的官员，若是还不能称王行王道，那是没有的事。

孟子说： 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。
先王由于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，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。
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，去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仁政，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般容易。
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，是因为，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，都会有担忧恐惧的恻隐之心。
这不是为了跟小孩的父母攀交情，不是为了在邻里朋友间有好名声，也不是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的心理。
由此看来，没有同情心，就不算是人；没有羞耻心，就不算是人；没有谦让心，就不算是人；没有是非心，就不算是人。
同情心是仁的发端；羞耻心是义的发端；谦让心是礼的发端；是非心是智的发端。人有这四种发端，就如同有四肢一样。
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，是自己损害自己的人；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，是损害国君的人。
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，要是知道把它们都扩充起来，那就会像火刚开始点着，泉水刚开始流出一样。
如果能够扩充它们，便足以安定天下，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，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。

孟子说： 造箭的人难道还没有制甲的人仁慈吗？
造箭的人唯恐自己造的箭不够锋利不能伤人，制甲的人却唯恐自己的甲不够坚固让箭伤害了人。
大夫和棺材匠之间也是这样。所以，一个人选择谋生职业不可以不谨慎。
孔子说： 要居住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。
选择住处而不知选有仁厚风俗的地方，怎能说是明智呢？ 
仁，是上天尊贵的爵位，人间最安逸的住宅。
没有阻碍却不选择仁，这是不明智。
不仁不智，无礼无义的人，只能被别人驱使，被他人奴役。
被别人驱使而引以为耻，就像造弓的人以造弓为耻，造箭的人以造箭为耻一样。
如果真正引以为耻，那就不如好好行仁。
有仁德的人就像射手：射手先端正自己的姿势然后才放箭；如果没有射中，不怪比自己射得好的人，而是反过来找自己的原因。

孟子说： 子路，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很高兴。
大禹听到有教益的话就向人拜谢。
舜帝比他们两个更伟大：总是与别人一起做善事。
舍弃自己的不足，学习人家的优点，非常乐于吸取别人的长处来行善。
他从种地、做陶器、捕鱼一直到做成为帝王，没有哪一个优点不是从他人身上学习来的。
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，也就是与别人一起来行善。
所以君子，最重要的就是要与别人一起来行善。

孟子说： 伯夷这个人，不是他自己认可的君主就不侍奉，不是他认可的朋友就不交往，不在恶的人的朝廷里做官，不与恶人谈话；如果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，和恶人交谈，就好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坐在污泥和炭灰等污浊的东西上。
推想他厌恶恶人的心理，想象他与乡下人站在一起，那人衣冠不整，他就会愤愤然离开，好像自己会被玷污一样。
因此，诸侯中虽然有人用动听的言辞请他去做官，他却不接受。
不接受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瞧不起那些人。
柳下惠却并不觉得侍奉贪官污吏是耻辱，也不会嫌弃官职太小；他进入朝廷就不隐藏自己的才干，但是一定要按自己的主张行事；就算被冷落遗忘而隐逸也不怨恨，处于困窘之境也不忧愁。
所以他说： 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哪怕你在我旁边赤身露体，你又怎能玷污我呢？ 
因此他怡然自得地与他人共处而不失常态，别人拉着他让他留下他也留下。
拉着他让他留下他也留下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瞧不起那些人。 
孟子又说： 伯夷这个人狭隘，柳下惠又不够恭敬。
狭隘和不恭敬，都是君子不该遵从和仿效的。